一是行云流水文之道，不失魔力为真纯。

“真纯”二字，可谓苏东坡诗文的物质。正如传记中言：犹如宝石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

苏东坡认为，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

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于而不顾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

自然，我这等所谓写文之人，生性愚钝，与苏东坡学这些自然是学不了的。我自认为对于事物的敏锐感知，一种禀赋。有了这种禀赋，情思美妙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有时，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身处一景，心生喜爱，横看成岭侧成峰，则发现无处不美，无处不触及心灵。这时，我们行文时就能顺畅，一气呵成，达到了既能悦人又能悦已的快感。

因此，要学东坡先生“行云流水”之道，当眼中有物，心中有情，情物交融，才能写起来不至于索然无味的文章。

二是乐观豁达真性情，一笑置之淡忧患。

苏东坡一生遇到多次谪贬，原因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乌台诗案、不能容于新党等。虽然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说到他的真性情，有一例举如下：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前几天教学生学习苏东坡的《浣溪沙》。

原文如下：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首词是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三月作者游蕲水清泉寺时所作，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应该说，这首词正是不服衰老的宣言，这是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贬谪生活中，能一反感伤迟暮的低沉之调，唱出如此催人自强的歌曲，这不正体现出苏轼热爱生活、旷达乐观的性格吗？

从上初中开始，读着苏轼的词一路走来，读着他的词慢慢变老，现在也常常被他词中的豪气所感动，暂且不表。

三是悦人悦已真才子，阳光总在风雨后。

写文章，可以最大限度地愉悦自己。这种感受，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

苏东坡也认为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

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他在给刘沔的回信中说：“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

如果，写文章只为取悦自己，是底层次的愉悦，而高一层次的则是写文愉悦他人。苏东坡的文章本身就足有这种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

有例为证——

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终日。

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坡被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而感叹赞美之。

但是他的才华，却为某些大臣害怕。于是，就让神宗在世一日，使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元祐党人碑从建立到被电击，某些大臣想把苏东坡等人赶尽杀绝的想法发生的变化，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

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许多天才的人物，他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苏东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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