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性人口主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首次将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还需要科学严密的顶层设计、有效的政策实施策略、适应战略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坚实的科技创新能力等全方位支撑，其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在回顾老龄化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特征的基础上，梳理概括了我国老年学发展的背景、内容和潜在需求，旨在探讨在以持续低生育和快速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如何建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于老龄化社会的老年学交叉学科体系，为实现积极、健康和成功的人口老龄化和我国老年人口全面发展及其健康红利挖掘提供学科依据。

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独特的人口特征，涉及内容丰富。但与老年学学科发展关联最为紧密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人口老龄化三级进程间的快速递进模式，老龄化与残疾化的交叠累积效应所致的人口健康挑战，以及社会变革发展引致的多元状态给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的顺畅实施带来的障碍。

（一） 人口老龄化三级进程间急剧压缩式的快速推进

根据国际社会共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7%即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又以“7%表示轻度老龄化社会的开端，14%代表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20%则意味着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进程的三级递进时间不仅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龄化速度，更反映老龄化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示了老龄化轨迹的特殊性以及应对难度。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6.96%，标志着我国在21世纪伊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3.5%。据预测，“即使考虑到二孩和三孩政策对人口转变的影响，我国仍将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并预计在2023年进入深度老龄化，2033年进入重度老龄化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仅用了20余年，便从轻度老龄化社会演变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而这一进程在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短期内加剧的特殊性，急剧压缩的老龄化程度的三级递进周期导致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二） 老龄化与残疾化的交叠劣势累积对人口健康的挑战

老龄化与残疾化交叠加剧我国老年人口健康挑战。根据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和预测，1987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39.72%，2006年上升至53.24%，残疾人口中老年人口的统计比例首次过半。如果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不能全面到位，“2050年残疾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残疾人占比将达70%以上。” 日益严峻的老年人口健康挑战凸显康复资源供给的重要性。然而，“世界各国康复治疗师平均每10万人口中有70人，而我国仅有0.4人”，远不能满足老年人中病伤残康复的需求。填平大规模的康复人才缺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给老年学人才培养提出了紧迫要求。人才缺口的存在严重阻碍老龄化与残疾化二维劣势累积的减缓，不利于攻克“残、老、贫”三维脆弱性导致的叠变对人口健康的挑战。

（三） 社会结构嬗变与老龄化应对及社会治理的碰撞

有学者指出，“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与社会结构的急遽转型彼此交织，与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拉大相互叠加，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相伴随，共同构成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历史征程的复杂社会图景。”特殊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给老龄化社会治理带来了复杂的障碍，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了老年人口健康保护与服务体系建设的差距，使得在农村、西部、边境等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老年人口医疗、照护、康复等资源的可及性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是老年人资源取用困境的外在致因。

上述这些关键问题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演化轨迹，无疑给承担老龄化社会治理重任的人才队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人才培养与输送是我国老年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环节与任务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际老年学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更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立足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内涵，重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符合国家需求和人民需要的复合型、高水平人才队伍。

二

（一） 世界主流的老龄化应对策略及其分析框架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下，伴随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而来的老龄化成为20和21世纪的全球时代特征。基于这一背景，诸多国家，尤其是率先面临老龄化突出问题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就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治理老龄化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策略探索，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谐老龄化等专业术语先后出现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议论与探索，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就是健康、积极和成功老龄化。本质而言，“每一个术语都试图描述老年群体在老龄化过程中应实现的目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健康增龄成为老年问题研究的全球性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1987年的第4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健康老龄化”，并决定将健康老龄化项目纳入全球人口卫生保健策略系统。199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将“健康老龄化”解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的相关政策框架，并将其界定为“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 。积极老龄化基于健康老龄化并融合“支持性环境”作为实现个体健康增龄的外部功能要素，是对健康老龄化框架的重要完善。

（二）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基本框架与关键创新点

探索老龄化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路径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重中之重的策略，也是提高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学动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老龄化社会治理做出了战略和策略上的精准定位，为老年学学科体系完善提供了标准框架。该战略以“全生命周期”为重要原则，要求“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并以生育政策调节为切入点，强调全人口队列的结构均衡；其次，战略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原则，立足“大健康”理念，追求个体的身心健康与社会融合，同时突出强调了对老年人口健康红利的挖掘。《“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这就要求国家全方位地发挥市场和制度的协同作用，从而维护老龄事业与产业的发展秩序。可见，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在汲取国外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完善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生命周期应对老龄化的策略框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掘老年人口健康红利，以实现我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有序发展。

（三）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与战略实施要求

“以健康的实现为前提挖掘老年人口红利与价值”为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条能够实现“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与“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同向而行的路径。随着全死因死亡率的下降和生命质量的提高，我国居民期望寿命和健康期望寿命呈上升趋势，给老年人口健康红利的挖掘创造了可能的空间，而“在21世纪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充分挖掘和利用人口健康红利和健康价值，近乎是可使人口老龄化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和谐一致关系的唯一可行路径选择”。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世界老龄化问题应对策略与行动框架做了重要的创新性理论补充，为这一全球性难题的探索提供了“中国范例”。但当前，实现我国老龄化社会高效治理的人才储备与实际需求间存在庞大缺口，与发达国家间存在显著差距，这凸显了推进我国老年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以高效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紧迫性。 

三

（一） 老年学学科的概念界定

一门学科的产生根源在于社会对它的需求，这也决定了一个学科的核心研究内容。早在1987年，国内老年学研究泰斗邬沧萍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一文，进行了老年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探讨。他将老年学研究对象总结为“人类老化的现象和过程、人类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的规律性、人类老化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质联系”，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要求老年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邬沧萍教授为老年问题研究与老年学发展提供了权威的概念框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9年出版的李旭初和刘兴策主编的《新编老年学词典》将老年学界定为“一门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个体和群体老龄化的客观规律性、人类老龄化与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人类和个人如何适应老龄化的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尽管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不同概念界定者对老年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认知保持了基本一致。

（二） 老年学学科的发展阶段

我国老年学学科发展的时间较晚，基于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教授的回顾分析，本文将我国老年学学科的发展沿革总结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即我国老年学发展探索起步期。“1958年中国科学院设立老年学研究室标志着我国迈出了老年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而后，“1964年全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检阅了几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但在这一时期，关于老年问题的研究局限于生命科学视角，研究问题主要是个体衰老机制，研究方法主要源于生物学与医学，老年学与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交叉。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为我国老年学学科的发展停滞期。特殊历史阶段的十年社会动荡导致我国老年学发展几近中止。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为我国老年学学科的重整旗鼓期。社会恢复稳定、经济恢复发展等给我国老年学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支持性环境，“1986年中国老年学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老年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确立并不断发展起来”，而后，关于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蓬勃展开。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为我国老年学学科的发展机遇期。2000年我国迈入老龄化阶段，这给我国老年学发展现状敲响了警钟，老年学的学科地位与存在价值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凸显，以及政策对老龄化重视程度的加深而愈加突出。

从上面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到，未来社会科学领域或医学领域中独立设置老年学学科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案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目前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三） 当前我国老年学学科的设置与开展

通常认为，我国老年学专业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置于法学学科门类下。但在我国最新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老年学的名字尚未明确出现在二级学科设置中。而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老年学则作为特设专业于2019年增设。早在20世纪末，为深入针对个体老化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的老年学分支学科——老年医学开始了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老年医学作为二级学科被置于医学学科门类的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最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延续了这样的设置。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个体老化问题的重视和对群体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滞后，以及长期从狭义角度研究健康问题，致使老年经济学、老年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相比老年医学而言仍有较大差距。

总结而言，我国老年学学科发展轨迹正在历经三个转向，即从个体向群体转向，从健康局限向全面发展转向，从知识性、理论性向政策性、应用性转向，其中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向是显著的，但后两者还有待完善。具体而言，当前老年学学科的主要问题即分支学科发展零散、不均衡，除老年医学外，其他分支学科不论在学科设置上，还是在实际教学中均较为薄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与输送也存在原动力不足的问题。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老龄化应对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是推动老年学学科发挥政策支撑作用的重要契机。

四

通过上述的概要分析可知，老年学分支学科的发展严重受制于上级学科和学科门类的影响，但不论归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的老年学分支学科，其学科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首要原则都应当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培养多学科背景交叉的复合型、高水平人才，是实现这些新型人才在各个领域灵活、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手段。

（一） 学科融合性是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的本质属性 

人口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解为五级，从底部向上分别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体现了从自然性向社会性过渡的需求递进规律，将人的发展目标同社会多维要素紧密联合在一起。相对而言，衰老个体的需求满足难度更高，伴随衰老而来的是个体社会角色与功能发生断崖式弱化，因此需重建老年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关联机制。而重建关联以满足老年人口需求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多元要素的协同作用，这就要求开展老龄化及老年问题教学和研究必须实行多学科参与、跨领域合作，老年学学科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等任务均应符合多学科融合的要求，以实现老年人口社会角色、功能的长久存续和价值的二次深度挖掘，特别是老年人口健康在积极应对老龄化中的重要作用和途径，以寻求老年人口健康与发展的优解。

（二） 科学导向性是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立身的基本原则

老年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个体与群体从年轻态向老龄态演进规律、老龄化社会运行逻辑与秩序、人口结构态势预测及其应对策略的综合性、科际整合性的科学。总结而言，老年学的学科使命与功能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老化规律认知与预测，二是策略框架构建与完善。满足老年人口的健康与发展需求，需立足于社会对个体衰老与群体老龄化客观规律认知的基础上，以科学知识为支撑，探究个体衰老与总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演进轨迹、发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等，并在厘清老化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老龄化社会治理框架与运行秩序。然而，尚未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够完整回答上述问题。此外，新的社会形态业已催生了新的认知逻辑和行动框架，我国老龄化社会新形态已彻底对社会传统观念与运转方式产生了影响。例如，随着人们对个体衰老机制、老年人口价值、老龄化社会运行规律认知的改变，创新性理念与治理手段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全生命周期健康”“预防为主”“主动健康”“老年人口健康红利”等都是在老龄社会运行过程中诞生的新的专业名词。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老年学学科具备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的紧迫性，理解它肩负着的构建独立的话语体系，并不断融入社会多元领域、搭建新的社会观察视角，甚至是引领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构建新的分析方法等任务，还需认识到发挥老年学学科的科学导向性将是高效应对当前老龄化社会形态和衔接未来更高阶人类社会形态的最恰当的路径。

（三） 政策规范性是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老年学学科具有强政策导向的特征，这体现于我国老年学学科对政策的密切关注，及其面向国家重大人口决策的学理输出。

一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健康中国”这两大战略为发展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求构建人口长期发展规划，进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健康问题是人口问题的核心，不论是人口结构变动滋生的普遍性健康储量失衡，抑或是个体健康衰退，都体现出健康对于人口治理效能的关键影响。而“健康中国”战略更是以全生命周期为主要着力点之一，强调早期生命阶段的健康储量的累积与消耗对后续生命质量的影响，是老年人口健康认知视角的重要变革。这些都要求在老年学学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进行更新，即我国老年学学科的面向对象不能局限于老年期，更应该向围老年期、中年期，甚至是更早的生命阶段延伸，重视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及生命各阶段之间的密切关联，以此拓展老年学学科分支，健全老年学学科体系。

另一方面，老年学也具有为老龄化社会发展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撑的功能。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科学家座谈会时强调了科技工作的“四个面向”，即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老年学学科作为以推动老年科技进展为任务、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为目标、面向国家人口安全重大需求为内容、促进老年人口健康发展为使命的科学，正应是一门紧密对标“四个面向”的学科。

（四） 人才复合性是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的培养目标

具有交叉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老年学学科的培养目标。随着老年学研究内容的丰富与发展，研究范式逐步从生物学、医学延伸至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领域，研究对象逐步演变为群体、过程、效应等多维度交织的综合问题，问题结构高度复杂。为开展有效研究，促进学科发展，老年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需对问题结构的复杂化进行回应，即通过培养具有专业交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来解决老年学领域结构高度复杂的综合问题。只有经过交叉与复杂化的过程，老年学学科才有可能产生跃迁性的创新，从而在更高维度上实现问题的简化与学科研究内容的更新、发展与再造。

（五） 产出实用性是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的核心要求

以实证调查为基础、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是催生老年学实用性特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老年学的实用性源于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即实证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旨在摸清底数以制定恰当的人口政策。此后，我国以平均每十年一次的频率开展全国性人口普查，期间还穿插大量面向局部人口或地区的针对性调查。实证调查之所以成为我国人口研究的重要手段，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多“在经济高度发达后迎来人口老龄化严重阶段”，而我国则是在经济水平依然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的过程中即将迎来深度人口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和疾病谱变化等特殊图景，慢性病与伤害风险储量显著增长，二者交叠导致围老年期、老年期的大规模残障转归结局，同时，面向少子化所致劳动力规模下行、老年人赡养压力上行的结构性人口压力，社会对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养老服务等健康资源的需求更加紧迫，健康资源供给侧发展任务也更显艰巨。

实证调查基础和人群整体健康行动号召对我国老年学学科的实用性特性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不可照搬西方理论，必须开辟一条科学、合理、有效的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发展道路，进而确保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人口发展策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

（一） 重构中国特殊老龄化态势下老年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建设原则

短期内快速加剧的老龄化和与之伴随的多元健康挑战构成我国老龄化的特殊性与关键点，且对我国老年学学科体系提出重构观察视角与认知观念的要求：一是破负担、挖红利；二是破年龄段局限、立全生命周期视角。

在20世纪里，我国相对匮乏的人口健康素养与有限的医疗技术的叠加给家庭和社会引致庞大的老年人口疾病负担与照护压力，塑造了老年人口社会弱势群体的形象，如不考虑老年人口质量的变化，那么随着老龄化程度的短期内加剧，我国将面临无比庞大的老年人口负担。但当前，在经济水平提高、医疗技术发展，以及教育资源普及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均延长，凸显老年人口健康潜能，这给老年人口健康红利的挖掘提供了可能。此外，老龄化问题不等于老年人问题，老龄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全生命周期和全人口队列的问题。全生命周期强调人口在生命关键期经历的环境社会事件及发展过程中健康存量累积对老年期健康水平的影响，全人口队列强调老龄化带给各年龄层人口的潜在风险。新的老龄化社会观察视角要求老年学学科体系建设原则的更新与变迁。

（二） 基于国家战略建立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体系的标准框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给我国老年学学科体系理论框架构建以启示。立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内涵，构建基于生命全周期健康联动和全人口风险防控联动的、以实现个体“长寿命”和群体“大健康”为核心目标的环境友好型策略框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是指个体在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好状态。当前，老年人口身心健康目标在医学研究与实践的支撑下稳步发展，但社会功能完好性却一直处于发展基础几近缺位的状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强调，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的实现以推进老年人口健康红利的挖掘为关键手段。

（三）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

老龄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健康等多元社会要素变迁的新变量。促进中国特色老年学交叉学科建设、推动学科话语体系成型，对于高效解决老龄化问题以及实现老龄化社会高质量治理而言具有高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样的发展目标要求融合相关学科协同构建老年学分支学科群，结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构建中国特色老年学交叉学科新范式，推动老年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此外，还需在中国特色老年学交叉学科新范式的构建基础之上，形成统一的学科思想、理论、知识、方法的外在表达规范，构建老年学学科权威话语体系，建立社会大众对老年人口问题的一致性思考逻辑与表述模式。

（四） 基于老年学学科政策性与实用性属性引领老年学学科综合治理

快速老龄化加剧了我国老年人口照护、康复等需求负担，对老龄政策的更新，以及资源供给侧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国老年学学科在建设过程中须进一步强化其政策性与实用性属性。融合政策、产业、教学、研究等多元模块于一体，协同指导老年学学科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以政策和产业引领老年学学科走向，推动老年学学科为相关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不断输出学理依据和人才资源；通过教育教学为科学研究提供人力资源，以科研方向和社会需求指导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更新等。构建政策、产业、教学、研究深度融合、相互作用的老年学学科综合治理机制，以实现老年学学科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最终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古至今，健康与长寿都是人们极力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健康终老”已经从个体角度的朴素追问，发展为今天完全社会化、结构化、全球化的老龄化问题。对于这一议题的追问与探讨之所以经久不息，是因为老化的不可逆和广泛性，衰老是生物的自然特性，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是个体和群体必然经历的生命轨迹与阶段性结局，因此催生了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等人类共同理想。

当前，严峻的老龄化态势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老龄事业发展面临着新时期更为复杂的挑战。如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其理论内涵尚待深刻阐释、措施细节仍需进一步研讨，在全生命周期健老保障和服务中尚存较大提升空间。究其根源，我国老年学学科体系建设不完备是关键致因。本研究认为，应当坚持政策引领、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夯实科学研究基础、加强产出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从全生命周期健老核心发展理念转变，到学科体系标准框架搭建，再到学科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形成，最后到政产学研协同的老年学学科综合治理机制和人才培养输送机制建立”这种层层递进的老年学学科理论思考与行动逻辑，这是我国老年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是从学科视角为长效应对严峻的全球老龄化态势交出的“中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