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成立于1941年9月，主要任务是掌管党中央特别重要经费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党的珍贵财物。多年来，中央书记处特会科的历史一直不为人所知。最近，在当年特会科成员成正荣老人的讲述中，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
　　转战西柏坡
　　1941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进行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到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资金。
　　1941年9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并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当时，特会科的主要资金来源有：党的秘密企业（党员企业）所赚的钱、各中央局上缴的黄金（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所以只能上缴黄金）、打胜仗后所获的战利品、中央及各局统一收取的党费、抗战时期海外爱国人士和华侨捐助的款额。特会科主任由精于经济管理工作的赖祖烈同志担任，直属任弼时同志领导。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来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1948年3月，中央机关开始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特会科的重要物资由几十个驮骡运输，一个驮骡三个人保护。特会科除自带一个五十人的警卫排外，还配备了我军一个连护送。这次转移，跨越了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二十多个县，一路上危险重重。不过，党的特别经费始终无缺无损。
　　三眼土窑藏经费
　　特会科到达西柏坡后，被安排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由于这里是交通大道，又是东、西柏坡的大门，为了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又不引起别人注意，赖祖烈和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决定，在大棚子和大路拐弯处设一个哨位，哨兵白天背驳壳枪，手拿红旗，好像是指挥车辆通过，其实主要是注意大棚里的安全。
　　刚到西柏坡没几天，任弼时、叶剑英两位中央首长就来到特会科视察工作。赖祖烈向首长汇报说：“为了保证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准备在东、西柏坡之间的山坡上打两孔土窑，建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大库房。贵重物品放进土窑里，其他物品放在大库房里。”后来，赖祖烈领两位首长看了准备修库房的地方。叶剑英提了两条指示：一是在老乡住房附近打窑洞，不可太高，太高不利防空；二是要避开流水道，注意夏天防洪。很快，修建科就有了初步图纸，机关干部、警卫部队全体出动，一个多月就建好了大库房，这也是中央在东、西柏坡唯一一座自己修建的独立住房。
　　窑洞是在老百姓原来三眼土窑的基础上再挖而成的，大库房就在窑洞前面，分东西两排，共八间房。东边一排为大库房，分别存放日常办公用品、布以及文件，旁边还有一间接待用房，是为临时来客准备的；西边一排为办公住房，赖祖烈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间住人，外间为会客和办公的地方，另外还有两间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贵重物品都存放在窑洞里。窑洞最东边一眼由李配之住，里边存放着一些古董，如宝石、象牙、鹿茸等；中间一眼，放着由钟子山负责管理的一台保险柜，存放着重要钱款和账本；西边一眼放着由陕北运过来的黄金。当时特会科共有赖祖烈、李配之、钟子山、黄业宣、谢淑珍、杨致勤、成正荣七人。
　　特别经费来之不易
　　西柏坡期间，特会科的业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清查物品数量，确保账物清楚；第二，为党的各项工作列支经费并送达。西柏坡期间主要列支的经费有民主人士北上的经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部分费用等；第三，货币通兑。由于当时各个解放区币值不统一，为了方便来解放区的共产党和一些国际友人工作和生活上方便，特会科还负责货币的通兑工作。
　　194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任弼时再次视察特会科。当他看到窑洞里摆放整齐的大大小小的木箱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任弼时说，这些珍贵财产来之不易，是我党很多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做生意，有时还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误解。如有位资历很老的同志被派到国统区为党做生意，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看到，立即向组织报告，说他跟大资本家在一起，认为他叛变了。由于领导及时制止，才未酿成大祸。
　　还有一些同志缴了特殊党费。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党参政会，我党有7名参政员，国民政府每月给他们发600-700元法币，这些同志舍不得用，全部缴了党费。
　　全部移交国家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于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为确保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中央书记处特会科没有随中央一同前行，而是于1949年3月底才离开西柏坡，当时用了七辆大卡车。为安全起见，每辆车上配备一挺机枪，由一个加强连100多人护送。由于道路不好走，他们第三天才到达北平香山。特别经费全部放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下库房，经营多年的党的特别经费完成了历史任务。
　　此后，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并做了处理：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特别会计科。至于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所以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的处理，党的特别经费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科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缴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人管理。
　　选自《中国国防报》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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