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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魏晓涵
编辑/刘汨
这间有着近四十年历史的健身房，和二七老厂一样没落了，用厂里铁料焊成的哑铃生出了锈迹。来这里的人也和健身房一样老了，过去工厂里意气风发的小伙子，都变成了六十多岁的大爷。
在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二七厂工作不容易，要么接班父母的铁饭碗，还得专业能力强，要么像现在的健身房“馆长”徐伟一样有过硬的特长，比如体育、音乐等等。在那个年代，这是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厂子里就像个小社会，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电影院一应俱全，包括这间当时罕见的健身房。“年轻人愿意来这儿，连银行、税务系统都不去。”有人回忆。
时代不一样了，健身房的老人们感叹。工厂从风光到关停，健身房也跟着几易其址，人的生活轨迹也随之滑落、分裂。好在无论生活怎么动荡失意，他们总算把一些恒定不变、远离时代的温情，保留在了一间藏在自行车棚的健身房里。
失落的焦点
建设里没有新鲜事。
从熙攘的北京西站过来，走不过16公里，路边的高楼大厦渐变成了灰色的脚架、巨型的烟囱。一路到了西五环外的建设里小区，时光好像停滞在了上个世纪，整齐排列的老居民楼，墙体由裸露的红砖堆砌，连接着它们的是错杂的电线。
建设里是北京二七厂的家属区，一家有着120年历史的国营机车厂，老员工和子弟们大多生活在这里。街坊之间的熟识程度超过了大多数社区，谁家娶了媳妇、离了婚，谁家升迁了，就连哪家饭店换了老板，彼此都门儿清。
63岁的徐伟顶着莫西干头，骑了辆晃晃荡荡的电动自行车，沿着小区里已经关门的杂货铺、理发店，还有正热闹的公园、工地一路遛下来，他几乎和每个见到的人都打了招呼，“菜买好啦”“跳舞去了？”“回家呢？”。面对后座的我，徐伟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都知道我”，一是因为他上世纪80年代就是二七厂的工人，而另一个重要原因，“知道我这儿有一健身房”。
健身房藏在建设里13号楼对面的自行车棚里，水泥墙上贴着肌肉男女的剪影，许多是徐伟从《健与美》杂志上剪下来的，最早的能追溯到1993年；晴天的时候，车棚的石棉瓦顶会漏下一两缕天光，要是天气不好，漏下的就变成了风，呜呜作响，或者雨，就用盆接着；没有暖气，冬天坐一会儿就冻透了，唯一能让人暖和起来的办法，是尽快操练那些大重量的健身器材。
住在附近的年轻人也来练，有些后来去更好的健身房了，调侃这里是“魔窟”。当健身成为都市新中产流行的生活方式，车棚里那些由工厂边角料改造的杠铃架、生锈的哑铃片，还有卧推架上垫着的海绵和床单，都早已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二七厂健身房刚建成的时候，却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生事物”。全北京都没几家健身房，别说在国营工厂里，就是涉外宾馆也是偶尔才能见到。
“张威老师带着一帮工人，在体育馆西南角砌了两间平房，器材也是在工厂里自制的。”张威是北京市第一届环城跑冠军，也是二七铁路工人技校的体育老师，退休之后办了健身房。那时徐伟还没来健身房，他正活跃在厂足球队，在操场训练的时候，总能看见一群人在边上举铁。
80年代的国营厂，从领导到工人都热衷体育运动，有不少职工运动队。不过健身还属于小众运动，相比之下踢足球就风光多了。徐伟从小在丰台体校练球，踢守门员，插队回来因为体育特长进了二七厂，一年有八九个月时间脱产，“一辈子就没怎么工作过”。代表厂里参加体育比赛，还拿过北京市冠军，厂长特批球队去南戴河休假一礼拜，免费吃住。
“挺想念那阵儿啊。”回忆起来，徐伟忍不住感叹。
他已经离这样的生活很远了，90年代工厂效益逐渐不好，体育比赛渐渐没了，回工厂的时间变多。徐伟开始去健身房，他想着换一个方式，把逐渐松垮的肌肉练回来。每次徐伟健身完去厂里的公共浴室洗澡，身板一亮出来，羡慕的眼光也就围过来了，还有人凑近了感慨：“嘿，这身材真不错”。
这次听说有记者来拍视频，徐伟特地穿了一件背心，在不到十度的气温下，做完几组八十公斤的卧推，充血后的肌肉线条更加明显。“练了就要展示展示，他不避讳自己对“展示”的渴望。
从五一到十一徐伟都爱穿短裤，上身搭配一件无袖的背心或马褂，也是想“展示”。退休之后，徐伟周四上午去二七公园跳交谊舞，也是这身短打扮，到了冬天，无袖上衣才换成了时髦的运动夹克。
年轻的时候，徐伟的父亲在工厂的舞厅看门，他得以常常有机会进去跳舞。那时，他的头顶有不断旋转的灯球、现场有伴奏的乐队，这些后来都随着舞厅的关闭不复存在了。
如今，徐伟的舞池是公园里的一块小广场，早上十点的太阳就是他的聚光灯，唯一不变的是那依然十分热烈、现在听起来颇有年代感的配乐。
三月初，连续低温的北京难得迎来好天气，徐伟小步旋转着，逐渐滑入舞池中央。刚换下来的女舞伴过来和我闲聊，她指着徐伟说：“这样儿的身材，在跳舞的人里是独一份儿，手搭上去有劲儿”。
火热的年代过去了
狄胜明和徐伟认识三十多年了，在他眼里，徐伟是个精力旺盛的人，爱张罗事儿。2014年，张威去世前把健身房交给徐伟管理，他问过其中的原因，“你们上班儿呢”，张威这么说。狄胜明现在调到丰台防疫站工作，“交给我，我也管不来”，他翘着二郎腿窝在沙发里想。他自由惯了，微信给自己起了个名叫“散人”。
狄胜明上世纪80年代是二七厂磨床车间的工人，比徐伟更早来健身房，现在用的一些哑铃就是他做的。因为一次意外的工伤，他从磨床转到工具间做一些细活儿，工具间有老师傅做的健身器材，他依样做了一些，晚上背在包里拿回家，后来给了健身房。
健身房就是这样“众筹”来的。2008年来健身房锻炼的徐促进家里三代人都在二七厂工作过，妈妈接替了外公的工作，现在他还能认出哪个哑铃是他做电焊工的妈妈焊的，“张老师要办健身房，就是一顺手帮忙”，后来他和弟弟都在健身房练过；健身房没有教练，最早的训练方法是参加过什刹海体校健美培训班的刘鸿滔传授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外面带回了一些新鲜空气”，他现在还被健身房的人称为“黄埔一期学员”。
在徐促进看来，“众筹”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二七厂就像一个小社会。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的帮助都是无私的。”
更现实的原因是，厂里虽然鼓励体育运动，对健身却没有那么支持。球类、长跑、摔跤等大众项目要是获了奖，可能在车间里有评优的机会，健身却显得有些过于新潮，甚至“稀奇古怪”。
“吃饱了撑的”，在狄胜明的回忆里，当年有工人这样调侃。最开始来这儿锻炼的大多是二七厂的普通工人，90年代他们的工资一个月几百块，平时吃肉的机会都少，更别说要满足健身需要的营养了。狄胜明一开始健身的时候，老觉得头晕，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营养没跟上。1990年他的儿子出生，家里准备了好多柴鸡蛋，那阵他才有机会跟着“沾沾孩子的光”。
能坚持在健身房练下来的，都是真喜欢。去年刚退休的赵树元有两条野蛮生长的粗眉，被健身房的人起了个外号——“大眉”。他因为羡慕电影里施瓦辛格、史泰龙的壮硕体格来了健身房，在他的回忆里，大家年轻时候都比着块头练，“块儿”成了年轻小伙子之间互相带着调侃的尊称，“杨块儿，刘块儿，就是夸你练得好”。他喜欢旅游，家里旅游的照片挂满了两面墙，最常见的拍照姿势是，赤膊面向大海抬起双臂，背部露出分明的肌肉线条。
气氛最火热的年代，健身房里闲聊的很少，两三个人成一组，狄胜明和刘鸿滔是老搭档，“互相看着做些保护”。甚至有人因为抢器材，一言不合打起来。最热闹的时候，健身房的两个卧推架前面好几个人排队等着，流的汗滴下来，前面的一片地都被浸湿了。
“张老师要求严，健身不让喝水，不让闲聊”，赵树元回忆，虽然现在想来“不太科学”，但张威在健身房是精神领袖一样的存在，他凭借自己在北京市体育圈的影响力，带着健身房的年轻人们，早早见到了光鲜亮丽的世界。
每个当年在健身房训练过的人，都能说出一两件自豪的回忆。比如去北京电视台录访谈节目，去湖南卫视表演哑铃摆花，参加北京市的健美大赛拿到名次。赵树元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跟着张威参加北京市职工运动会，一群人穿着红背心白裤衩、亮着肌肉表演哑铃摆花。正排练着呢，到饭点了，台下一万多人吃着盒饭，“就这种壮观，现在花多少钱能请一万人陪你吃盒饭？（那一刻觉得）特别自豪。”
狄胜明甚至想过，有可能走上专业道路，或者做健身教练，由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吗？二七厂从90年代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夫妻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一千，孩子还小，养家的压力太大。他想给自己找出路，跟着健身队参加北京市的健美比赛，五点一下班就奔到健身房，冲着名次猛练。
在狄胜明的记忆中，早期坚持练健身的工人，多多少少有通过健身改变人生轨迹的想法，和枯燥的车间工作比，健身更能激发热情。健身房口口相传着一个理想化的职业故事，那是一个叫王建国的人，来健身房前是专业举重队的，拿过好几次北京市健美大赛冠军，登上过《健与美》杂志封面，最终离开二七厂去别的地方做了健身教练。
实际上，最终因为健身获得红利的少之又少。“真正到赛场你就知道了，那个身材，跟人家专业的没法比。”健身比赛拿的名次并没能帮助到狄胜明的未来，1993年结束自己的最后一场比赛后，他随着时代潮流学了开车，托人调到了丰台区防疫站当了司机。
热火朝天的时代随着二七厂的没落逝去了，厂里的公共澡堂、电影院、舞厅、活动室全关了，职工运动会没有了，生产货运火车的任务逐渐减少到消失，北厂2004年关停，南厂响应北京市号召在2018年彻底停产，一万人的大厂拉下了刹车闸。而健身房起初所在的那两间小平房，也因为二七厂体育场的产权归了社会，在改造中被拆除了。
分岔路
离开二七厂，狄胜明的生活一下变得复杂。
在厂里的时候，每天上班、回家、接孩子，消遣就是打牌健身，认识的都是工友，大家的生活方式相似，他习惯了讲话直来直去。下班了买瓶酒，找个路边摊儿，一群人坐下弄点羊肉串，就着面条开喝。
“外面人不这样。”离开这个小社会，去防疫站开车，打交道的什么人都有。他给职工开车，后来给头儿开车，跟着参加活动会议，防疫站原来还给餐馆开卫生许可证，和做生意的人也有不少接触。他收敛自己，和一帮司机等着领导散会的功夫，别人在聊天，他是不讲话的那个。“参加同学聚会，他们也说我，怎么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有点玩世不恭的劲儿。”
当年和狄胜明一起在健身房的工人们，有门路的大多在90年代离开了二七厂，下海经商的、调岗的，很多人就此搬家离开了厂区，也逐渐离开了健身房。
徐伟去得也少了，他忙着去城里赚钱养家。2004年，他所在的南厂停产，那天徐伟去工厂的时候，大门紧闭，眼前只有门口贴着一张A4纸告示。家里孩子还小，他选择买断工龄，奔波于各种临时工作——离开工厂所在的长辛店，去市中心的北京西站、王府井干活儿，在停车场、饭店做保安，在饭馆帮厨，最难的时候还吃过一阵低保。
好像是不稳定生活里的一根锚，徐伟努力坚持着健身的习惯，每周至少来一两次，有时候上完通宵夜班也要过来，还带着一起做保安的四五个年轻小伙子一起练。
二七厂效益不好，留下来的工人没有太多工作，来健身房的时间越来越早，常常从三点开始就有人在练了。也有新人加入，附近的租户，本地的、外地的，还有年轻的二七厂子弟，有人带儿子来过，在年轻人的记忆里，这个健身房是个严肃的地方，容不得玩闹。
甚至还招来了混社会的闲杂人等，有一阵健身房的管理权归了一个无业人员，“黑白两道通吃，没人敢惹他”，健身房从原来的完全免费，开始收费。
那阵狄胜明不爱去了，也没时间，下班到点了去接读高中的儿子放学，周末带他去城里参加英语培训班。他搬离了二七厂附近，每每看到电视里、杂志上健身的画面，“真漂亮”，总觉得心痒痒。他在新家的院子里放了练肱三头肌的架子，只有他一个人练，周围都是年轻的大学生，对这不感兴趣。孩子高考结束之后，2004年他重新回了健身房。
恍若隔世的感觉。 操场一角热烈举铁的场景不再。
健身房的新址不大，离厂区的居民楼不到一米，铁砸到地面的声音稍大点，就会被投诉，还有居民从楼上往健身房棚顶扔花盆表示抗议。
当年健身认识的朋友，有些已经走了，有还在练的，坚持下来的十来个朋友都是老伙计了。大家年纪大了，没有年轻时候健身那种比拼劲儿了，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也在发生变化。
狄胜明对这样一件事印象深刻，刚流行自助餐的时候，健身房几个朋友一起去了，19元一位，俩小时，进去一句话不敢说，直接拿，怕时间不够，被同去的其他人当玩笑调侃。“消费观已经不一样了。就拿吃饭来说，有人好像给瓶酒就行，有人得找个环境好的地方舒舒服服的。”
对健身房这帮老朋友来说，分野不仅在于生活方式，还有人生际遇。有的离婚了，有的二婚，还有的一直未婚。有人特地算过，这帮人里婚姻“好”（完整）的大概只有一半。很难说这和健身有没有关联，有人练着练着，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一问，说家里有事，后面就不来了。“也是，夫妻俩都上班，凭什么回家了人家做饭你出去健身，玩儿去了？健身特别需要家里的支持和理解。”有人感叹道。
在“健身明星”王建国的故事里，不常被提起的部分是，他一直没有结婚，和老伙计们少有往来。偶尔见面，面对“你怎么不结婚”的询问，他反问“你说结婚有什么好处吗？”赵树元和狄胜明都觉得，这天“聊不下去了”。
无论生活如何，至少狄胜明自己坚持留在了健身房，在这他能感到久违的开心。“年纪大了就胡说八道，口无遮拦的。在单位里你不知道人家爱不爱听啊？没法说的、发泄的都可以在这儿说。上一天班儿了，来这儿就特别开心。”
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屋里健身，屋外象棋摊儿也摆了起来，一群人围着吵吵嚷嚷地杀棋。夏天的时候蚊子多，张威给大家分蒲扇，秋天门口树上结的柿子熟了，就去打柿子，吃不完的冻在冰箱里。周末狄胜明开着车，一帮人出去玩儿，去昌平农家乐，爬北京市最高的灵山，他膝盖不好就在车里等着，回来的时候路边买的核桃、山上求的符总有他一份。老伙计们没事儿就三三两两喝酒、烤肉，有喝多了的，哥们儿带着醒完酒，才敢送回家。
有天正吃着饭、喝着酒，有人临时起意，要不咱们建一群吧？叫什么呢，狄胜明想了想，要不叫“五十岁一驽”？
五十岁一驽
“‘驽’是啥意思？”群建了好几年了，徐伟一直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
“跑不快的马”，狄胜明起名的时候心里有另一个希望，“虽然年纪大了，还能再努一把劲儿”。
在健身房练了二十年，直到2012年，徐伟才第一次参加北京市的健美比赛。朋友鼓励他，送了他一罐500块的蛋白粉和一块牛肉，张威也鼓励他。“可能想让我证明一下，才能把健身房交给我”，他后来琢磨。 为了准备比赛，徐伟提前几个月辞掉了在王府井丽晶酒店的保安工作，每天骑车两个小时往返于家和专业健身房之间，俩月瘦了13公斤，最后拿了个第三。一群人高高兴兴吃了个饭，一斤驴肉、大肘子、溜肥肠儿和着酒下肚，“第二天就胖回来八斤”。
2019年，徐伟又和健身房的另外三个老将参加60岁以上级别的健美比赛，拿了四个第一名。 还有人在别的事儿上努力。
刘鸿滔从二七厂走了以后，开过出租，当过保安，现在到了五十多，突然去剧组做了群众演员。这两天刚拍完一部古装戏，从张家口回来，举手投足都拿着范儿，被一块健身的人一阵调侃。他不恼，扣着手，神情严肃，颇有兴致地朗诵了一段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的台词。
五十岁的“驽马”们逐渐步入六十了，有人膝盖不好，有人脚踝做过手术，还有人摘除了胆囊，参加比赛的竞技心弱了，他们也知道身体很难承受高强度的力量训练。“不给儿女添麻烦”成了主要的目标。“今年再参加一次比赛，就慢慢把锻炼的重量减下来。”徐促进一边对着健身房的镜子练肱二头肌，一边说着他的计划。
现在的健身房有了比运动和比赛更重要的事，比如聊天叙旧。从原来拼着练，到现在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聊天，讲讲最近的新闻，到了退休的年纪，死亡成了越来越无可避免的话题，谁意外离世了，谁又生病了，谁家亲人去世之后就没再没来健身了等等。彼此家里有什么事情招呼一声，总有人及时赶到。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徐伟感觉，最近几年，这帮老哥们儿吃着喝着，比原来更近了，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家庭。彼此亲昵地叫着绰号——赵树元叫“大眉”；徐促进在自己的衣服上手动缝了“大力熊”的字样，自然也成了他的代称；狄胜明年纪相对不大，有叫“阿狄”、“小狄”的。
刘鸿滔不爱去同学聚会，就爱跟健身房这帮人聊。“去同学会，人家都有体面的工作，你跟人说自己是一临时工，没法交流，后来我就不去了。”而在健身房，没有人会把聊天建立在社会身份上，都是熟人，来这儿除了健身和聊天，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在“家”里尽量随意，这天狄胜明穿着件破了洞的运动卫衣就来了，赵树元指着衣服上的线头调侃，“去外面健身房哪能这么穿？人家会说这个老头怎么穿成这样，脏了吧唧的。”
附近有新开的健身房，赵树元在那儿办了卡，也去练过，但还是喜欢这儿的氛围，“穿戴整洁去外面的健身房，人家尊称你一句叔叔是礼貌，没有在这儿的人情味。”
“众筹”的精神延续到了现在。徐伟接管了健身房之后，每人每年付300元作为房租和其他支出，有的老成员一年来不了几次，钱还是照样交；健身房里的器械太老了，哑铃焊接的地方松了，晃晃荡荡的，狄胜明就拿去朋友在的厂子帮忙焊上；健身房搬家的时候，赵树元一定到，“请假我都要来”；等天气暖和起来了，健身房就开始“团建”，烤肉、喝酒都是田奉钢张罗的，健身房里的咖啡牛奶水果、收音机、旧茶壶、老电扇全是各家拿来的。
二七厂往日的热闹不在，体育馆没了，原来的老厂区改造成了招揽年轻人、游客的文创园，和老厂唯一相关的只剩下这个自发组织的健身房。 它经历了好几次搬迁，2018年搬到现在车棚之前，有半年时间找不到地方。器材存在体育馆主席台下面的化妆室里。没地儿去了，徐伟、田奉钢还有一帮健身房的老哥们儿天天在操场上走圈儿。徐伟想过，要不把器材卖了大家分钱吧，这个提议被迅速否决。
“不怕破，就怕没”
健身房和工厂一样，老了。
偶尔有附近的年轻人来练，有些玩了段时间，有模样了觉得还不够，就去比较好的健身房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追求，咱这儿还是比较单一”，赵树元有点失落。
他们关注着年轻人的动向，一看比赛，“这孩子之前在咱们健身房练过，不过现在出去就不挂你二七健身队的名儿了”。
在老炮儿们口中，一个姓白的年轻人出现频率最高，他之前住在附近，看到健身房挺热闹的跟着一块儿练，后来练得好去当了私教，再后来就“跟一个会员谈了对象，也是一条出路”，刘鸿滔一边蹬着动感单车——健身房为数不多购入的器械，一边聊着。
狄胜明则对健身有着一种古典的坚持，说到他去过的商业健身房里，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他皱了皱眉，“健身的地儿还是只应该和健身有关。” 狄胜明带儿子狄骜高中的时候来这儿练过一阵，不过年轻人似乎更喜欢打拳、空手道，他很少来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去年在附近打车，和出租车司机闲聊，对方问，“二七厂还挺有名的，怎么没人传承一下？” 狄骜一听有些心动，自己拿着手机和三脚架久违地来了健身房，拍了段关于健身房的短视频。父子俩有时候在健身房偶遇，狄胜明起初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父子之间不一定交流很多”，直到短视频出来，儿子自己给配了音，他暗暗赞叹，“还配得挺好”。 短视频意外上了丰台区的热门榜，随之年轻的记者们带着好奇心来了。
面对年轻人们，大爷们拿出了招呼自家孩子的架势，带着下馆子，傍晚骑着摩托车载上小姑娘，直接奔家里吃饭去。健身房太冷了，不知道从谁家专门弄来了电暖气，还有人热情邀请，“等暖和了我们这儿就能烤肉了，一块儿来吃啊。”
健身房久违地迎接了如此多的来客，身体不适的成员们也都纷纷出现，来分享健身房的故事，甚至上手练两下。相机架起来，徐促进摆着哑铃，哼起了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里的曲子，灯光打在徐伟脸上，他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一遍自我介绍怎么都说不完整。 “话都不会说了。”隔着老远，张建群吐着舌头逗趣儿。他是个整天乐乐呵呵的人，有人和记者在旁边聊起以前的故事，他不知道怎么就听进去了，听着听着就乐起来，卧推的杠铃也抬不起来了。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太热闹了，人有点躁动。” 和记者聊天变成了徐伟口中健身房的“政治任务”，大多数人响应，也有人对此不那么感冒。
只是聊到最后，每个人都不忘嘱咐一句，“一定要帮我们呼吁呼吁，有个稳定的场所能锻炼就好了”。现在的车棚依旧是个不稳定因素，被拆除的风险悬在每个人心里。徐伟其实早就“惦记”上了体育场里的活动室，带着几个记者隔着栏杆看了好几次。
健身房存续至今像是一个小的奇迹。二七厂宿舍区的老社区里，没有常见的小区健身设备，棋牌室也很难见到，除了一个可供打球跳舞的小公园，这里是为数不多的公共活动空间。
“不怕破，就怕没。”赵树元很珍惜这个破旧的健身房，尤其是人，“这帮人各有各的脾气秉性，我老觉得凑到一块儿是缘分。”
所有和健身房有关的回忆，他都在家里柜子里存着。北京电视台录节目的入场券，第八届北京市职工运动会的纪念信封，不同时期在健身房拍的单人照、合影，张威给健身房老成员们送的纪念册，给大家写的诗等等。
赵树元翻着这些老物件儿，“多少年后你躺在那儿回忆这个（很美好）”。 狄胜明不保存这些，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他的快乐都存在记忆里。他还记得，和健身房的几个兄弟们去潭柘寺玩儿，五个人买了一瓶酒，说好一人一口，但其中一位“咚”的一口下去，大半瓶酒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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