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分别将于2024年3月5日和3月4日在北京召开。

　　围绕农村金融，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产生哪些讨论？在强调“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当下，这无疑会吸引更多关注。

　　事实上，经过2023年，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又产生了新变化。从整体金融供给生态看，截至2023年末，涉农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普惠型小微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4.9%、20.34%和23.5%，均高于10.2%的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相对充分的市场竞争同时带来融资成本降低，去年新发放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87个百分点；农村保险、农产品期货服务力度也进一步扩大，其中2023年农业保险保费达到1430亿元，17%的增速远超财险行业平均水平。但必须看到的是，农村金融服务竞争加剧带来了银行机构普遍性经营承压，这迫切要求各类银行转变“价格战”为主的竞争方式，更需要中小银行重新梳理自身差异化竞争优势，并在消化存量风险的基础上从内到外理顺风险管理思路；此外，覆盖面提升背后，农险投保理赔精准性问题也首次被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从金融机构改革层面看，本轮以省联社改革为重点的农信社改革正式提速，去年有两家农商联合银行和一家省级农商银行在同日获批筹建并均在年内正式挂牌开业，除化解风险外，省联社改革因地制宜地为农信机构稳健经营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平台支持，不过，如何运用好不同类型平台优化支农支小服务、完善机构公司治理，仍是各省份中小银行改革的难点。从城乡关系上看，我国已由单向城市化思维逐步转向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农村金融会有更多发力点和服务方式；同时，城乡融合可能给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更明显的马太效应，如何在金融机构改革提速的大背景下保障发展相对缓慢地区的高质量金融服务，并促进这些地区各类生产要素有效融合，也是农村金融现如今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结合上述农金领域的内外部变化以及近期重要的会议、文件精神，以下三个方面或将是今年全国两会农村金融领域的关注和讨论热点。

　　前瞻热点一：农商银行化险如何在防和控上发力？

　　对于存量风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亟须拓展不良处置方式，尽快化解风险，减少资本压占，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减轻负担；而对不断产生的新业务，则需要从外部监管到机构内部形成正确的风险管理认知，标本兼治地提升机构的经营稳健性。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公布数据，2023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9%，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不同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行、城商行不良率均较年初有所下降，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上升，至3.34%。

　　农商银行资产质量偏弱主要源于其基础客群和业务结构特征以及不良处置渠道少等问题。首先，农商银行服务的客群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小微主体为主，这类主体经营情况本就不稳定且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农商银行基础客群的弱质性进一步凸显。其次，农商银行贷款业务相对分散且以信用或新型担保方式为主，这给贷后管理和不良处置都增加了难度，贷款业务一旦转为不良，银行机构无法享有有抵押物情况下的优先受偿权。以信用方式为主的贷款业务结构，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不良处置渠道。特别是在农村金融供给竞争加剧的当下，部分经营主体可以从多家银行获得贷款，记者了解到，由于不同类型银行贷款方式不同，那些可以提供有效抵押物的主体往往会以抵押物从大中型银行获取抵押贷款，而从农信机构获取信用贷款，如果出现信用风险，农信机构清收这类主体贷款的难度还会进一步增加。此外，一些农信机构因过去的公司治理问题存在违规发放大额贷款的情况，如果信贷需求旺盛，这类大额贷款即使形成不良也很容易被新的贷款业务盘活；但在信贷需求正逐步恢复的情况下，低效存量贷款盘活的难度也会加大，进而表现为资产质量指标的走弱。

　　因此，一方面农商银行不良率的阶段性变化应当被理性看待；另一方面，也需要承认，在资产质量指标走弱、存量信贷盘活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农商银行化险工作应受到关注，其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应有针对性地拓宽，便于其尽快摆脱包袱、释放出更多资本金和息差，以支持后续业务发展和信贷结构优化。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会将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放在监管工作首位。针对于此，试点已满3年的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就是一项较为有效的尝试。2022年底，11省市的城商行和农村中小银行被纳入试点机构范围，到目前已有100多家农村中小银行开立不良贷款转让业务账户。尽管个贷批量转让的本金回收率不及单户对公类业务的高，但其成交额仍在2023年三季度迎来较之前的较大幅度增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银行个贷不良处置的需求。另据银登中心统计显示，甘肃农信在2023年共有10家机构先后对16个个人消费及经营类不良贷款资产包进行转让，较好地助力了甘肃省联社改革前的化险工作。当然，要更好地发挥个贷不良批量转让试点的作用，还需要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机构的共同探索。

　　在1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金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远企在谈及中小银行的改革和风险防控时强调，要健全具有硬约束的纠正机制，对中小银行也包括大中型银行的风险，要在防和控上发力，对从严的风险要缓释、要防范，最重要的还是控制新增风险。

　　对于存量风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亟须拓展不良处置方式，尽快化解风险，减少资本压占，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减轻负担；而对不断产生的新业务，则需要从外部监管到机构内部形成正确的风险管理认知，标本兼治地提升机构的经营稳健性。从记者采访情况看，即使由于客群和业务结构特征，农商银行普遍不良处置渠道少、难度大，但仍有部分经营情况较好的农商银行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可持续的风险管理方式，其中关键在于对风险的主动管理。这些机构表现为盈利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较强。当小微主体出现不良贷款时，如果工作人员认为在给予缓冲空间的情况下，贷款主体有较大可能归还部分或全部贷款，那么银行就倾向于选择清收而非转让方式来处置不良贷款。这样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本金回收率，也符合中小银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并且通过提升贷款回收率，进一步提升了银行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由此，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因此，在控制新增风险方面，农商银行需要培养起正确的不良贷款处置理念，逐渐形成主动暴露风险、加速风险出清的意识，一步步地推动各项指标优化和机构整体的稳健经营。此外，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都应充分认识到，金融业务的核心就是风险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与其公司治理、内控相关，有时也与产品应用场景、风控措施设计、业务人员能力等有关，在出现业务风险时，机构在追责前首先要检视自身在产品和流程设计方面的问题，金融监管部门也应给予机构一定的试错空间，让机构能够主动优化产品、流程、机制，真正实现稳健经营能力的有效提升。

　　前瞻热点二：推进农险精准投保理赔要点何在？

　　农业保险是集全体参保人力量，集中补偿少数遭受损失农户的政策工具，理赔的不精准将降低真正受灾年份农业保险的保障力，进而降低农险的吸引力和业务的长期可持续性；投保不精准会使得农险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最终可能导致保险手段与直接补贴方式的混淆，影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的整体效果。

　　近期发布的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谈及“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时强调，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

　　投保、理赔仅是农业保险很小的环节，但因为对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因此投保理赔的精准性直接关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权益，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农险的保障力以及相关财政补贴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单独强调这两个环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问题亟待解决。

　　毫无疑问，农险在兜底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收益方面被赋予了越来越高的期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结构的转变，在农村土地流转多于场外开展的情况下，直接补贴很难发放到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手中，从而较难取得推动粮食生产、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格的兜底方式也较难适应近年来生产资料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况。另一方面，政策性农险采用的间接补贴方式在发挥财政引导方式的同时，还能够撬动更多资源。只有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参与者才会产生投保意愿，因此理论上，农险应比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格更精准和有效。

　　但实际中，投保理赔不精准的情况确实存在，仅以记者实际采访到的情况看，就存在村两委代农户投保、“以赔促保”、协商赔付等情况。农业保险是集全体参保人力量，集中补偿少数遭受损失农户的政策工具，理赔的不精准将降低真正受灾年份农业保险的保障力，进而降低农险的吸引力和业务的长期可持续性；投保不精准会使得农险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最终可能导致保险手段与直接补贴方式的混淆，影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的整体效果。

　　投保理赔不精准，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显而易见的是技术和实操方面的原因，一位农险从业者告诉记者，如今受到广泛使用的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技术能解决受灾面积测算的问题，但无法对具体损失程度进行估算，损失程度还是需要通过人为抽样定损确定；但在一个区域内普遍受灾的情况下，农险公司业务人员力量远远无法支撑这样的定损方式，进而可能导致抽样定损执行不到位。也是因为没有足够人员以及农户风险管理意识不到位，保险公司可能会委托村两委开展保险产品宣传、代理投保和理赔工作，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平均赔付、协商赔付等不符合保险原理的不精准理赔情况。在监管不到位的背景下，部分产品设计、定价不科学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对于推进农险精准投保理赔，金融科技能力的提升有其必要性，充实保险机构内外部服务人员力量也是必然选择，但最根本的还是机制优化调整。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风险管理的认知形成是需要过程的，往往是受灾后他们就会产生投保意识，农险运行要给予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认知时间，让他们主动根据需要选择农险投保类型，而非通过村两委“撒芝麻盐”式地片面提升农险投保面；真正需要的经营者投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农险的监管机制需进一步完善。这里的监管不是只有对“量”的监管，更关键的是对产品定损执行、理赔规范性和农险定价情况的监督，同时缓解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应收保费”问题，提升农险运营的长期可持续性。此外，相关金融消费者教育也是必要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庹国柱告诉记者，很多地方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农险投保单位认识不清，我国农险是以户为投保单位，而不是以地块为投保单位，这样的认知错位也导致了很多理赔中的问题。

　　前瞻热点三：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城乡融合新趋势？

　　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不容忽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口集聚到城乡都市圈的辐射范围内，但也一定仍然会有发展相对缓慢的农村地区，这里较难吸引各类生产要素，也是容易被金融资源忽视的地方。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将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将城镇常住人口全部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此外，文件还强调要保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以及提供就业扶持和收入保障等，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可以看到，我国新型城镇化已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城乡融合的趋势，城乡流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城市常住人口选择在农村地区满足休闲需求，各类城乡都市圈加速形成。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金融需求迸发出来。基于在此过程中产业的转型发展，金融机构在满足转移人口金融需求的同时，应更紧密地关注产业发展趋势，有效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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